要做成一事，必先求同，凝聚共識，人心齊方能泰山移。然而，這求同，又往往發端於存異。在相當意義上說，求同與存異，構成了事物發展演進的內在邏輯。

　　改革也是如此。回首35年改革路，第一個實行包產到戶的小崗村，第一個個體工商戶章華妹，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……一個個首創帶來了思想活力競相迸發，其示范效應帶來了創造泉源競相涌流。以此觀之，對於整個社會來說，存異往往意味著寬容先行先試，求同則意味著擇善而從。可以說，無論是存異還是求同，都應成為一種變革求進的社會力量，而不是食古守舊的借口。

　　因此，對於社會而言，求同乃是對改革的認同，而非墨守成規。比如你要修鐵路，他則說老祖宗沒有那東西也過來了。騎慣了毛驢，看見汽車就不快﹔坐慣了馬車，看見火車則不快。不管什麼事，稍有變異，馬上招來非議。不敢為天下先，又不許別人為天下先，二者為一，成了堅韌性保守。這種思維，今天還在影響著不少人。典型表現則是，凡事沒有先例不干，“為了不出事，寧願不干事”﹔見到改革創新，不明就裡就潑冷水。如此“求同”，實則不想求新求變。

　　對於改革者來說，首先就是善於求同、積極求同。當年，商鞅推行新法前徙木立信，實則也是為了先求認同。今天，改革面臨利益格局調整，面對不同利益訴求，如果沒有充分的表達，活躍的交流，積極的討論，就很難不斷消除歧見，不斷形成共識。很多時候，改革就是在這種交流溝通中獲得認同的。即使對一些具體的改革辦法可能仍然有爭議，但在要不要改革的問題上卻很少會有不同意見。

　　當然，改革者在求同的同時，還應善於存異，存異以待同。春秋戰國時期，思想流派眾多，百家爭鳴不斷，但到戰國結束，法家改革效果最佳。其因之一，在於不受“異己”干擾，集中精力，堅定推進“治國使眾莫如法”，以富國強兵實效說話。這從一個側面表明，在改革成為共識之后，具體改革隻要看准了方向，就堅定地干下去，不必硬性求全同，“議而不決、決而不行”，隻會誤了改革。

　　事物總是發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