孫筠友：“到了根據地，一下子天都亮了”

76年過去，孫筠友依然記得自己宣誓入黨的情景。

“北京東四十二條有一棵很大的槐樹，陽光透過繁茂的枝丫照在我的臉上。就在那棵大槐樹下，我一字一句地完成了入黨宣誓。”1949年3月16日，19歲的孫筠友終於實現了自己入黨的願望。而那時，她已經為黨工作了6年。

“我從小就忠心耿耿地跟著黨走，黨讓我干什麼我就干什麼，沒有任何私心，也沒有任何別的要求，我就要求做個共產黨員。”自1943年5月起，孫筠友為八路軍掩護過物資、傳遞過情報，雖然年紀尚小，還未入黨，卻已在為黨組織做事情。

孫筠友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家庭，雖然早年喪父，但在親人的關愛下，孫筠友度過了一段快樂的童年時光，“我的功課很好，大家都很喜歡我，那時候每天下課都要去電台排兒童節目，常常和小伙伴們一起唱《暖和的太陽》。”

寧靜幸福的歲月突然被戰火擊碎，日本鬼子來了，整日擔驚受怕的生活讓孫筠友的天空蒙上了灰色。

抗戰爆發后，孫筠友的舅舅們投身八路軍，她與母親在日軍佔領下的北平艱難度日。隨著局勢日益危險，1943年3月，母親領著孫筠友投奔晉察冀抗日根據地。“解放區是一個更好的地方。”母親這樣告訴孫筠友。

從北平前往根據地的路並不好走，路上幾乎都是敵佔區，每一次越過封鎖線都是一次生死考驗。“崗樓上每晚都有鬼子值守，稍有風吹草動，他們就會拿機槍掃射。萬一遇到出來巡邏的日軍，一刺刀就能要了我們的命。”

日軍在封鎖線布有成片的鐵絲網，孫筠友和母親只能夜裡偷偷跪著爬過去，等白天再繼續趕路。直到到了解放區，孫筠友才覺得這一路的艱辛都值了，她感覺“到了根據地，一下子天都亮了”。

晉察冀邊區的生活很艱苦，經常要靠樹葉充飢，但周圍充滿了抗日救亡的昂揚斗志，“人人都唱著：工農兵學商，一齊來救亡，拿起我們的鐵錘刀槍，走出工廠田庄課堂。我也跟著唱。”在根據地，孫筠友度過了一段無需日夜提心吊膽、屏住呼吸的生活，也見到了闊別已久的舅舅。

那時的孫筠友其實還不明白，根據地的大人們為什麼能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依然充滿激情。舅舅告訴她，生活的苦只是暫時的，大家都是為了更大的勝利。“原來，沒有鬼子的生活如此美好，我對舅舅說，我不走了，我要和你們一起打鬼子。”孫筠友決心跟著共產黨，加入抗日救亡的隊伍。

孫筠友的母親張蘭芳是一名婦產科醫生，也是一名共產黨員。

剛到根據地兩個月，張蘭芳接到任務，便立刻帶著孫筠友從晉察冀邊區回到北平，從事地下工作。張蘭芳和幾位進步青年表面上開了一家接生助產的診所，實則是掩護同志們去根據地的聯絡點。

“離開根據地時有人告訴我，以后母親就是我的領導、我的上級，我要服從母親的安排，為黨組織做事。”回到北平，孫筠友就成了母親的小通訊員，負責傳遞信息。

彼時的北平已被日軍佔領，暗中為八路軍送藥品、送儀器並不容易，傳遞消息也需要格外小心。每一次接頭都有不同的暗號，情報可能藏在孫筠友大衣的墊肩裡，可能夾在喝咖啡買單時的零錢裡，或是偷偷寫在鞋盒的背面。13歲的孫筠友已經是一名機警的地下通訊員，沉著冷靜地完成每一次情報傳遞工作。

孫筠友的家裡也成為地下黨的物資存放點。老人清晰地記得，當時家裡的牆角、沙發裡都藏有槍，院子的煤堆裡藏著藥品、發報機，擇機向部隊運送。

“最怕的就是敵人上門搜查，主要是怕家中藏的槍支和發報機被敵人發現。但我不怕死，根據地的老黨員告訴我，共產黨員不怕死，死不過是腦袋掉了碗大一個疤，我們理直氣壯地做事，做的都是好事兒。”孫筠友說。

老老實實跟黨走，做一個有用的人、能吃苦的人、不怕死的人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——幼時的孫筠友將這些話牢牢記在心裡，也始終踐行著。終於，在新中國成立前夕，她光榮地成為一名共產黨員。（熊珂）